一、美國“再工業化”和能源革命進展分析
（一）實體經濟占國民經濟的比重有所回升。
金融危機的爆發使美國充分意識到不能繼續依靠金融創新和信貸消費來拉動經濟，必須重振實體經濟部門，依靠擴大出口和國內制造業的增長建立新的可持續發展模式，以改變經濟過度虛擬化現象，重塑實體經濟部門的競爭優勢。為此，美國自2009年推動了“再工業化”戰略和新的能源革命，為走出低谷、恢復經濟發揮了積極的促進作用。2010年以來，得益于美國一系列結構調整政策的實施，美國實體經濟部門（主要包括農業、建筑業、采礦業和制造業）增加值占比逐漸回升，2013年已經恢復到20.3%的水平，比2009年的低谷上升1.4個百分點，雖然尚未達到金融危機前的水平，但已經顯示美國的結構調整戰略正在發揮作用，回歸實體經濟已取得初步成效。
（二）能源革命為美國實體經濟振興發揮了明顯作用。
多年以來美國一直是世界最大的原油進口國，金融危機之后，美國決心依靠本土油氣資源開發特別是頁巖油氣資源的開采和技術進步，擴張本土油氣產量，爭取到2020年實現能源獨立。這一新的能源政策推動美國油氣開采業實現快速增長，2010-2013年美國采礦業投資年均增長14%，美國本土原油產量已經從2008年的500萬桶/天提高到2014年的870萬桶/天，創下自1986年以來的新高。加上天然氣及其他礦產產量的穩步增長，美國采礦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從2009年的2.0%上升到2013年的2.7%，其中油氣開采業增加值比重上升了0.4個百分點，達到1.8%，對美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4.6%。受惠于本土油氣資源開發，加上技術進步導致能源消耗強度降低，2008-2013年美國單位制造業增加值能源消耗成本下降了33%以上，增強了美國制造業盈利能力。
（三）“再工業化”戰略推動了制造業回升。
金融業泡沫化和制造業外流一度導致美國產業空心化。為重振制造業和創造就業，美國政府先后推出《復蘇與再投資法案》、《制造業促進法案》、“五年出口翻番目標”等一系列“再工業化”的政策措施及戰略部署，重點放在汽車、裝備制造、新能源、環保等領域。在“再工業化”戰略的推動下，美國制造業回升勢頭明顯。2010-2013年美國制造業增加值平均增速達到3%，其占GDP的比重從2009年的11.9%回升到2013年的12.3%；在整個實體經濟部門就業人數仍然下降的情況下，美國制造業新增就業90多萬人，為改善就業做出一定貢獻。制造業的重新崛起對美國經濟回升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其中貢獻較大的制造業部門是汽車及零配件、原油加工、化學工業、機械設備、計算機及電子產品、金屬加工等。
（四）商品出口對美國外貿逆差改善貢獻較大。
美國經濟的復蘇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美國對外貿易逆差的明顯改善。2013年美國外貿逆差比金融危機發生前的2007年大幅下降了32.5%，其中商品貿易逆差的收窄對美國外貿逆差改善的貢獻率達到52.2%。推動美國商品出口較快增長的主要動力是能源產品、制成品出口的明顯擴張，2007-2013年美國機械設備出口對商品出口增長的貢獻率達到21.1%，原油、天然氣及其制品貢獻率為18.6%，汽車及零配件為13.6%，化工、民用航空和金屬及非金屬制品分別為7%、5.8%和5%。2013年美國商品出口額占GDP的比重從2007年的7%上升到2013年的9.5%，顯示出美國振興制造業、擴大出口的經濟戰略已經取得初步成效。
二、美國再工業化及能源革命對中國的影響
（一）中美經貿整體上的互補結構還沒有被打破。
金融危機發生以來，美國經濟結構及外貿結構的調整還沒有嚴重影響中美兩國經貿互補性，美國經濟復蘇的主要貢獻依然來自于美國的國內消費增長和金融、地產、科技、環保、醫療等服務業的回升，商品貿易逆差仍然巨大，服務貿易保持著明顯的順差優勢。在國際市場上，美國在金融、法律、知識產權等服務領域保持著強大的國際競爭力，而中國在服務貿易上仍然存在明顯逆差，服務貿易進口需求依然較大；制造業方面，盡管美國制造業重新崛起取得初步進展，但在產業梯次上中美兩國仍存在整體上的代際差距，美國制成品出口主要集中在中高端市場，特別是在汽車及零部件、高端裝備、民用航空、計算機及電子產品、化工等領域的中高端環節，而且在新一輪產業技術革命中美國已經占領了先機，技術創新能力遠強于中國。中國的制造業出口產品技術含量仍然較低，對中高端產品仍有較強的進口需求。整體產業布局上，中美兩國仍然是呈現較強的互補結構，遠達不到在國際市場上形成全面競爭的格局。
（二）美國向制造業回歸增大了中美兩國貿易摩擦發生機率。
過去幾年，美國針對中國在不銹鋼鋼管、光伏、輪胎等產品領域展開了反傾銷調查，顯示出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中美貿易摩擦發生的機率明顯增大。由于在新技術革命背景下美國制造業勞動生產率提高較快，特別是中高端制造業增長對就業的吸納能力有限，而由于能源、勞動力成本的下降使低端制造業在本土市場競爭力明顯回升，又是制造業吸收就業的主要領域，勢必成為美國加強保護的產業部門。因此，美國在一些中低端產品領域針對中國發起貿易戰與美國“再工業化”戰略高度相關，必然對中國出口環境、國際產業資本轉移等產生一定影響。
（三）中國制造業“走出去”阻力增大。
近年來中國企業赴美投資失敗案例較多，在美國投資項目的批準率只有30%左右，中國企業拓展美國市場受到明顯掣肘。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需要企業加快“走出去”步伐，這也意味著和美國企業將在同一平臺展開競爭，對美國“再工業化”戰略形成一定不利影響。為保護本土市場、避免技術外泄和防止資源外流，美國必然會利用各種非經濟的借口駁回中國企業赴美投資申請，同時也會利用其影響力阻撓中國企業對世界其他地區的投資，抹黑中國的對外投資戰略，以阻礙中國產業技術進步和結構升級。
三、相關建議
（一）加強研發投入力度，提高技術創新組織效率。
中國和美國在技術創新上的差距，不僅體現在研發投入強度上，也體現在技術創新組織體系上。為此應以增大政府投入為先導，組建產業技術創新聯盟，提高產學研平臺的運作效率，分散產業技術創新風險，以政府和企業共同投入支持基礎性研究和關鍵共性技術研究，形成整合、高效的技術創新組織體系，實現成果共享，提升技術創新效率。
（二）加快服務業發展，保障就業穩步增加。
制造業的技術升級必將對就業結構產生影響，需要通過加快發展服務業保障勞動力穩步轉移。特別是物流、科技、商務等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同時還應加快稅制改革，創新并完善金融服務，創造服務業發展的良好環境。
（三）降低融資成本，提高制造業競爭力。
融資成本過高是目前影響中國制造業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因素。中國目前一年期貸款利率為6.15%，在實際執行中只有大型企業的貸款利率能保障在6.5%左右，中小企業的貸款利率普遍在10%以上。需要切實采取措施完善資本市場體系，改善金融服務效率，清理不合理收費，降低制造業融資成本，增強企業投資能力。
